有人问他： 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?曰：挟太山以超北海，语人曰我不能，是诚不能也。
以程朱理学为基点和立场诉求于张载和王夫之的气学，只是曾国藩在宋明儒学框架内对气学资源的一种共享。因此，他反对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之说。
（曾国藩,2003年，文集，第205页）义理之学被曾国藩推上了儒学学术的首位，成为统摄其他学术面向的核心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知一字便行一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……吾观五子立言，其大者多合于洙泗，何可议也？其训释诸经，小有不当，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，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？（同上，第58页）曾国藩认为以程朱为代表的上述宋代诸子上接孔孟之传，承继着原始儒学之肯綮，其义理合于儒学原典之原则。如果仁义之道不明，天下万物之理亦不会求得。
光绪刊本，曾文正公全集·书札（卷六）。所谓物，在此指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等关于本末的东西。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亦持相似见解：训诂之指，存乎声音，字之声同声近者，经传往往假借。
合而观之，每一辞句又错落有致、各成文理。上述观点实可归结为一，即假借说《易》纯粹是为了谋求卦爻之间的象数连接，完全不理会《周易》经传的本来文意。首先，他对朱子主张的三圣分观表示了明确反对。三者皆以卦爻行动为归，绝不可孤立视之。
这充分证明，焦循对象辞关系的全部识见，归根结底还是在父亲同辞之问的引导下个人悟得的。在焦循看来，与几何学用文字表示图形、琴谱以符号标记琴音、棋谱记载棋子的行动步法相类，《周易》经传之辞乃是为指示卦爻象变动的规则与次序而设。
自此，于辞之同处思而贯之便成为了焦循治《易》的运思方向。在清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，此一方法再次获得了普遍关注，及至乾嘉时期更是登峰造极：惠栋的代表作《周易述》在恢复象数旧学的同时，对汉人训诂成说亦有采纳，如将《明夷》六五爻辞箕子正作其子，并以荄兹解之。尽管二者对同音字的使用颇为相类，但假借的前提是没有本字，通假的理由则是忘记了本字。关于王氏父子的深刻影响，焦循曾直言不讳：循近年得力于《广雅疏证》，用以解《易》，乃得涣然冰释。
于此言‘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，于彼亦言‘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，即犹甲乙丙丁等字之指识其比例也。因而，把焦循假借说《易》的学术史渊源归诸清儒特别是高邮王氏，远比不加分辨地盲从其获益于《韩诗外传》要允当得多。《大壮》《观》旁通，初四先行成《泰》《益》。准确地说，焦循易学中的假借指的是具有相同象数涵义的同声《易》辞之间的关联，其概念使用必须严格限定在解《易》范围内。
总之，《周易》象辞之间存在绝对严整的对应关系。读至此卦此爻，知其与彼卦彼爻相比例引申，遂检彼以审之，由此及彼，又由彼及彼，千脉万络，一气贯通，前后互推，端委迭见，所以韦编至于三绝。
那么，不同字词得以连接的根据何在？这对深谙文字训诂的焦循来说，实在太容易回答了。虽然他承认经传辞句各具文意，但又对此毫不关心，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。
学者以声求义，破其假借之字，而读以本字，则涣然冰释。然而，对焦循来说，《易》辞的本质终究还是卦爻象数的指示符，那些看似完备的表层文意也绝非圣人主旨的直接表达。也就是说，假借说《易》的落脚点并非假借，而在于易。或分别指示特定的卦象爻象，如得字指阳爻居五位，丧字指阴爻居五位，金字指示经卦乾，虎字指示经卦坤，穴字指示别卦二位上有互体经卦坎，与字指示别卦《咸》，恒字必指《恒》卦、家字必指《家人》卦。各随其文以相贯，而声近则以借而通。焦氏之弊，以《易》从例。
首先是来自小学领域的批评。所谓同辞，不单指语词的重复使用，还包括同义互训和同声假借。
声之相同相近者，义每不甚相远。在古代易学史上，清代焦循（1763-1820）的《易学三书》是象数注经派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。
这就是‘假借在焦循易学中的作用。以此为据，焦循不仅得出了《周易》之辞多以同声为假借，为后儒训诂之祖的结论，更断言此一方法早已被《论语?述而》的子所雅言四字明确点出：‘雅即《尔雅》之‘雅。
如棋有车马炮卒士相帅将，按图排之，必求之于谱乃知行动之法，其精微奇妙存乎其中。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，则诘屈为病矣。在焦循著作中，同类例证远不止此。夫训诂之要，在声音不在文字。
后一步被称为横通纵通，由《易章句》最终完成。这种用重复词句提示象数运行的方法，被焦循称为参伍错综、触类引申。
体系构建取决于问题意识。对此，焦循曾用数学、古琴和象棋等一系列比喻来加以说明：譬如绘句股割圆者，以甲乙丙丁等字指识其比例之状，按而求之，一一不爽。
焦循强调，解《易》应该是对本义的如实还原。平心而论，就焦循易学体系自身而言，假借说《易》并无任何逻辑矛盾，确能言之成理。
换言之，全篇《易》辞无不出于圣人的精心安排。《革》上有兑羊、三至五互体乾天，故《丰》上六《小象》云天际翔也这样，孔子说爱与敬，其政之本意义就很清楚了。其实，无论是谁，都必须在做人与做事上解决心之所属问题，由心正而身正。
在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问题时，人们自然关注人情人义的关系问题。《大学》的絜矩之道、《中庸》的君子之道以及《孔子家语》的三恕之本都给人指出了具体的方式和方法。
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一个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德望，一个家庭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积善。古代教育的实质就是关于爱与敬的教育。
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最关心自己的就是父母，除了父母就是自己的兄长，因此，孝悌就成为为人子为人弟所必须做到的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的确是一个文明的存在，就像中国两字最初出现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一样。